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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／李雪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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爸爸死的那一天，我正準備兩天後的高中會考，嬸婆騎車到教室找我，第六感告訴我，他出事了。回到家，知道爸爸燒炭自殺了。我是他唯一的女兒，他是個很疼小孩的好爸爸，從來沒有打過我。也或許是唯一的女兒，他不要我因為他，過得太辛苦。

我是第一個看到他遺書的人。上頭滿滿都是在擔心我。遺書上寫著希望我可以去考警察，希望我的未來可以順利美好。遺書上，也寫著他的不甘心。看了很難過。

他是在工作時認識生下我的媽媽，兩人沒結婚，過了幾年就分開。爸爸只有國中畢業，交到壞朋友開始碰毒品，進出監獄很多次。在鄉下地方，只要你有前科你就是只會犯錯，村裡發生什麼不好的事都以為是他做的。爸爸找工作很不順利，不是不願意找，是因為鄉下工作機會非常少，工廠也少。他送過貨、開過車，後來喝美沙酮戒毒，身體慢慢沒辦法承受太勞累的工作。

除了每天載我上下學和去喝美沙酮，其他時間他都把自己關在房間，我一開始不知道原因，他自殺後，我才發現是他心底受傷。

他只能跟家裡拿錢，他是我阿嬤的大兒子，阿嬤對他失望，覺得他沒用，阿嬤的表現讓爸爸很難過很受傷。我一直都很心疼爸爸的遭遇，他其實有心要改，但因為很多眼神和態度讓他受傷，失去了要改變的動力。社會看人的眼光都很勢利。

爸爸的遺書最後被燒掉了，因為大人有用問神明的方式問爸爸，爸爸表示放下了，也希望我把他放下，要我別再去在意這件事，去原諒那些人。

——佳儀（化名） 日記

佳儀父親死後，阿嬤照養她基礎的生活，但戶口名簿裡，佳儀成為孤單一人的戶長。過去3年，佳儀努力拋掉心碎的記憶，全力衝刺考試，同時在村裡的冷凍蝦廠打工賺錢，儘管摳門的鄰居老闆吃定她沒人撐腰，時薪只給100元。

去（2017）年，她北上就讀大學，沒參加學校社團，為了省錢，每天下了課，買晚餐回宿舍，待在小空間裡讀書，不曾和同學出遊。她從未向同學吐露自己的出身和爸爸的故事，不讓同學知道有個吸毒和燒炭自殺的父親，希望能走一個和父親截然不同的人生。

但爸爸的身影會時不時地入夢裡。她會想像爸爸走頭無路寫下遺書的無助，但她也會想起她在後頭環抱著騎著摩托車的爸爸，他們刻意避開鄰居的眼光，繞進小路，那路上只有父女倆。

佳儀爸爸的遭遇，並不特殊。不幸經常降臨在弱勢者身上，這些年尤其又挑中這群男性。

2000年前後，一群教育程度偏低的男性，面臨全球經濟結構重組，使得台灣底層男性的權威受到挑戰，就像佳儀爸爸一樣，不知不覺遠離自己理想的人生，走入一個無解甚至絕望的命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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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拋出原有產業鍊的中低技術工

深入研究台灣經濟與社會轉型的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林宗弘指出，全球後工業化及產業轉型過程中，發達國家的製造業被外包至海外工廠，台灣雖然沒有像美國或歐洲有清晰的鐵鏽地帶，但地理上，中南部的工廠抛出一批批中低階男性藍領。

底層男性不如女性較能適應服務業的經濟體。「不像教育程度較高者，有足夠知識能力和資源跟上轉型的腳步，他們長期在工廠與其他男性相處，重複操作同一套技術，原有的能力用不上，讓他們的地位和權威很快地瓦解，」林宗弘分析。

被拋出原有經濟體的藍領底層男性，在工作市場和婚配市場，都顯得手足無措，處於被決定的命運。

婚配原本是社會階級流動的方式之一，但當這群男性的工作被業主以外籍移工取代，而他們的工資與同階層女性拉近後，也讓最低階藍領男性的婚配吸引力降低。

1981年前，男性長期是家戶的經濟支柱，收入確保了他們在社會和家庭裡的地位和權威。不過，1981年到2017年，女性工資平均佔男性工資的比例，從64.2%拉高到85％。

即便低階藍領男性結了婚，比其他階層，則更難維繫家庭的穩定。

台灣離婚者的面貌近年大幅轉變。過往認為教育程度高者離婚率高，但中研院副研究員鄭雁馨分析內政部釋出的離婚資料檔案發現，台灣社會的高離婚率已轉由大量中低教育程度者撐起，其中有為數可觀的比例是外籍配偶組成的家庭。

2017年12月，內政部出爐第一份《外籍配偶歸化後婚姻狀況之研究》，揭露台灣人與東南亞新住民共組婚姻後，離異的驚人比例。

這份報告顯示，在2008年至2016年間，歸化為台灣籍的東南亞配偶有55,855名，其中離婚人數達13,769名，離婚率高達24％，相當每4位與東南亞外籍配偶結婚者，就有1位以離婚收場，遠高於台灣總體離婚率的14％。

漂洋過海來台的東南亞新住民中，有人幸運遇到不錯的夫家，但為數不少的新住民趕上台灣經濟極劇烈的轉變，來到台灣後，她們遭遇並目睹「藍領男性」的處境，也明白在這樣家庭中的女性和孩子，遭遇什麼樣的苦楚。

重男輕女的跨國婚姻裡，她們眼中的台灣丈夫

今年40歲的阮理厚，22歲從越南胡志明市嫁到雲林縣莿桐鄉。儘管已離婚長達10年，阮理厚談到前夫時，聲線因情緒而高亢。她說前夫在家中沒有地位，夫家把她當成生產和賺錢的機器。為了讓一家三口從丈夫的原生家庭中獨立，阮理厚曾在北台灣的工地奔波，攪拌水泥、搬磚頭，打著每天1,200元的零工。

「我早上坐貨車去工地，連續下雨或沒工可打就回莿桐，連續3年。我去外縣市工作後，接到他打電話來，每通電話都說『小孩子補習費到了，水費電費要繳了』；房子登記他的名字，他居然這樣跟我開口。有次我回家，看到他在家裡打麻將，卻把小孩給別的女生帶，我猜到他有精神外遇了，而我還在幫他打工！」阮理厚幾乎記住所有的細節，彷彿一切昨天才發生過。

阮理厚描述她在台灣18年來觀察到的跨國婚姻樣貌：「台灣有句話，『江山易改本性難移』。現在娶外配的男人，素質可能好些，但之前娶外配的都是比較鄉下、人長得比較粗比較黑、做農的、學歷不高的、沒有時間交女朋友，卻想傳宗接代。100個有99個都是沒能力，是個混混，水準不夠高，台灣娶不到，就去國外娶，花幾十萬娶個外配回來，思想與觀念都是很懶沒想到將來。外配來了後，我們想做什麼都不被尊重。」流暢地夾雜中文和台語，理厚的話語裡藏著受過的傷。

靠著漢越及越漢兩本字典，大量看電視學中文，離婚後，她自學美甲，如今在斗六市開設美甲工作室，也擔任移民署的美甲講師。阮理厚說，希望自己過來人的故事，能鼓勵這群受壓抑的新住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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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男人與東南亞女性的婚配高峰，約在2000年前後。根據南洋台灣姊妹會執行祕書李佩香的粗估，來台後與婆婆住在一起的比例高達7成，家庭的特色是經濟弱勢與觀念傳統。

李佩香在2002年透過婚姻仲介，自柬埔寨嫁來台灣，定居新北，那一年她才滿20歲。「1997年我們村莊就有鄰居女生嫁來台灣，我阿嬤交待過爸爸，不能讓我嫁來台灣，阿嬤有華人血統，知道華人重男輕女。2000年婚姻仲介更多了，村莊家裡左右前後的女孩都去了。那時金邊混亂，傳聞會打仗會內亂，我爸爸太擔心，看到別人女兒過去了，反應不錯，平安，沒事，就叫我也去了，他說至少家族有一個人活著也好，而且他想像台灣的婚姻是彼此尊重的。」

「結果讓我們驚訝的是，在台灣不少家庭重男輕女，結婚了，把南洋姊妹用成像幫傭的程度，就算嫁到有錢人家，還是做得要死。」採訪李佩香和多位南洋姊妹們對父權社會下成長的台灣男性，普遍會得到這樣的說法和看法：

台灣男人，我跟你說，沒錢的都很廢； 有工作做的會挑、會愛面子，不一定做，經濟好一點的人搞外遇； 看到妳太有能力，就會擺爛。 只會跟妳睡覺，不會煮飯，不會做任何事，不會教養小孩。 婆婆們苦過來，對錢看得很重、控制慾強，以為姊妹來「挖錢」的。

內政部資料顯示，與南洋姊妹婚配的男性，年齡較高，普遍集中在35到49歲，而他們的教育程度普遍低於社會平均：4成2國中以下，5成4是高職和專科，僅有約3%大學肄業或以上學歷。

這群年齡較長學歷較低的男性，與2000年前後受全球經濟重組而被產業鍊拋棄的不幸運者，有相當比例的重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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